思想史研究的謬誤、困境與目的

Skinner, Quentin  1978. ‘Preface.’ In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Thought, iv-xv.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1, Regarding Method, 57-89.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一、摘要

1. 兩篇要旨。Skinner提醒政治思想史研究應關注政治理論和政治生活之間的密切關係，他認為思想家的作品皆提供了所處時代重大問題的具體答案，並以流通於當時的規範詞彙自圓其說，說服眾人，是一種直面現實的行動嘗試。因此，他批判拘泥於文本的去脈絡化研究，強調研究者應當重建著作產生的社會知識背景，並了解當時有影響力的政治詞彙，至此才能夠從意圖、動機、論題等層次理解和詮釋政治理論，使其具有真正的歷史性質而立體豐富。 
2. 應當避免的神話。傳統的思想史研究會把文本當做自足的考察對象，旨在理解作者說了什麼以試圖恢復作品的意涵，且認定其有永恆的智慧值得後人借鑒與學習。然而Skinner認為，這種研究方法締造了一種值得懷疑的「神話」，具體表現為四種形式：一、「學說神話」將思想家零散或附帶的說法設定為研究者所期待的主題學說，若未能滿足期待，就予以批判；二、「連貫性神話」尋找作者思想的連貫性，否定前後矛盾的可能，盡力創造聯結以解釋其思想的完整結構；三、「預見的神話」以後人誤用學說所造成的危害指責作者，而不理會作者意圖與動機；四、「偏狹的神話」連接本不相干的兩種思想，呈現其先後的內在關係（後者是否受到前者影響），以證成某一著作的重要性。「神話」的根源在於研究者無意識的預期判斷與成見，未能保有各種可能性的開放態度，因而造成先下判斷進而再尋找證據剪裁的危險，無助於求真還原，亦非嚴謹的思想史研究。 
3. 思想史研究的指向和目的。Skinner提到，比起搜羅作者的思想碎片從而發現其中的系統和連貫性，概念的混亂、詞彙意義的變動和矛盾、語境的模糊等恰恰才是處理歷史常面臨的真實困難。因而他提醒，對問題的深思熟慮不能簡化為一種格式或指向單一目的的活動，思考過程需要投入相當精力，且其中的煎熬與迷惑是常態卻彌足珍貴。另外，與科靈烏類似，Skinner認為思想受限於歷史條件，它在特定時刻下，基於特定意圖，回答著特定的問題。因此，學習和研究歷史不該期待從中獲得不變經驗和教訓，而是應當從中分辨必然和隨機之別，使自己有自知之明（self-knowledge），摸索可能與不可能的界限。 

二、評價：

• Skinner在批判「神話」時把「傳統研究者認為作者受到迫害而進行間接寫作」視作時代誤植，然而我認為探討作者是否受到迫害實際上已回到歷史脈絡和時代語境中，而並非如Skinner所言僅限於文本考察，除非研究者並無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當時隱喻寫作的必要性背景及其隱喻為何。另外，在運用修辭策略說服讀者之外，以隱喻避開禍害或許同時也是作者的動機，與Skinner提倡的研究策略並不相違。但需要警惕地分辨研究者聲稱因迫害而來的隱喻是基於歷史或只是現實投射，研究者亦需檢證得出結論所需的合適步驟與反思自己證明的基礎。 

關鍵詞：神話、典範優先、問答邏輯、自知之明

觀念史研究與修辭

Skinner, Quentin 2002. ‘The Idea of a Cultural Lexicon.’ ‘Retrospect: Studying Rhetoric and Conceptual Change.’ In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1, Regarding Method.

一、摘要：

1. 思想史研究對象的轉變。Skinner反對強調普遍性與恆久性的「單元觀念」（unit ideas）研究，提倡將「概念」作為思想史研究的對象，使思想史的任務由探尋意涵轉而成為考察概念形成的知識環境及其含義演變。此外，他更多關注於概念在某一特定時段的突然轉變，正因在這短暫階段，概念被重新定義或創造而改變了它們在社會思潮中的地位，因而考察概念除了要理解概念的意義，更要呈現何以概念在當時遭到廢棄或佔據主導作用，其能發揮何種作用，概念彼此間關係及其與更廣闊信仰體系間的關係。
2. 概念與詞彙的關係。因概念由特定詞彙表達，考察概念必定離不開對詞彙的研究，而兩者的關係大致為：一、一套新詞彙出現，進而人民接受和討論這一新的概念；二、社會價值的概念的變遷改變了人民所使用的詞彙。但這並不意味著詞彙與概念之間有著必然的對應關係，而僅是相對關聯密切。
3. 修辭分析。作者期望建構解答時代困境的思想論證並說服同胞接受，因而多採取修辭策略重新定義詞彙和概念，具體表現在運用評價性的詞彙，如將「勇氣」與某一行動關聯，該行動則會對讀者產生積極效應，進而成功發揮改變讀者觀念或道德認同的作用，使某種飽受爭議的社會行為正當化。修辭分析需要從三個層面理解詞彙的語意，知其判準與指涉物，並了解其評價性態度。同時亦需兼顧同時代的知識背景甚至將之放在文化脈絡下研究。

二、問題：

• Skinner認為，作者可規範性使用遵循時代概念語境的論述慣例而起引領風氣的作用，但同時這種規範性地運用也是概念轉變的契機。換言之，概念轉變並非自然，而是透過作者有意識的創作或無意識的論述習慣所創造。然而，若某時代作者們皆期望能說服眾人其思想論證，競逐影響力，同時代間詞彙和概念的使用是否並存且不可供量而非似有遞進的轉化？另外，Skinner談及商業性質的詞彙運用並不能當做概念轉變的例子研究，而今詞彙的使用隨機性更大增，這種研究方法僅能考察思想家文本，卻是無助理解今日概念轉變的「過時」討論？

關鍵詞：概念史、論述策略、修辭、詞彙

詮釋意圖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Skinner, Quentin 2002. ‘Interpretation, Rationality and Truth.’  ‘Motives, Intentions and Interpretation.’‘Interpret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Act.’  In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1, Regarding Method.

一、摘要

1. 三篇要旨。Skinner認為歷史學者的要務不在於區分文本作者的真假信念，而在於解釋信念在當時為何及如何理性或不理性。而更重要的是挖掘和解釋作者的深層意圖，盡可能充滿公共性與現實感地重建歷史。 
2. 文本詮釋與意圖。Skinner提醒，若要盡可能豐富地理解文本，除了傳統地論述和分析字面上的意思外，更要試圖揭示作者的意圖，關注言說的「行動」面向，即把作者的論述當做是不斷介入現實政治的論辯，並發掘其對讀者的影響。作者舉例，若將馬基維利的《君主論》放置在當時的文化語境下，其第18章不僅僅是作者「提醒」君主保持權力需仰賴於暴力與欺詐的信念展示，而且是「引用」西塞羅的觀點以「諷刺」傳統主張，並且「反駁」文藝復興核心價值的豐富論述行動。這一主張可運用至所有哲學文本，關鍵在於分析作者的意圖及其行動（what he is doing），其如何介入政治活動，與當時的思想有何關聯。 
3. 意圖與動機之分。意圖指作者真正關懷之事，而動機則指使之發揮公眾影響力的途徑和方式，如「說服」、「恐嚇」、「諷刺」等，此離不開特定的論述策略和修辭，並期望透過這種「文本戰略」樹立權威，激發讀者（參與對話者）的情感以達成目的。因而，探究作者基於何種意圖，以什麼策略對讀者說了什麼，是文本分析的重點。 
4. 公共性與現實感。從方法討論中推測，Skinner認為作者出於深切關懷時代困境，並期望建構一個能促使國家良好運轉的思想基礎，且能夠得到人民普遍認同的意圖而創作文本，並非是私人且脫離公眾、時代的寫作。反推回來，若運用Skinner的方法，或許有助於在文本分析中呈現政治學研究所要求的公共性與現實感。

二、問題

• 若如J. Pocock所言，讀者在閱讀和理解文本時，不可避免受所處背景影響，進而以其方式詮釋、轉化了文本內涵，因而政治論述得以於不同時代讀者間，在不同層次中被認知、使用甚至創造，此或許可以稱為文本的「當代性」。但Skinner解釋和分析作者的意圖、動機和論述策略等，似乎預設論述策略能夠發揮較為普遍且一致的作用，即傳達或實現作者意圖而幾乎不受讀者所處脈絡影響，此效果是否及如何可能或不可能？若可能，此種研究方法對文本詮釋的當代性有礙？若不可能，研究者如何盡可能脫離自身所處背景影響，回到那個當代，以Skinner提供的路徑進行思想史研究？

關鍵詞：文本詮釋、意圖、論述策略、言說行動

政治思想史研究與「語言」分析

Pocock, J. G. A. 2009. 'Texts as Events: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The Politics of History: The Subaltern and the Subversive.' I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一、摘要

1. 兩篇要旨。J. Pocock認為歷史是多維的，歷史研究者應當摒除壟斷思想和話語霸權的企圖，試圖把文本當做事件，即復原概念或思想的歷史性解釋，並將之置於不同的、他者的多重語言脈絡中，才能夠較真實地還原歷史的複雜面貌。
2. 語言與社會的關係。作者強調若要研究文本，需將之放置於其創作時所處的脈絡之下，其中語言脈絡尤為重要。語言指某種「典範」指引下的政治論述的慣用語或修辭，因典範相互競逐，語言亦具有多種型態與衝突特質。語言與政治生活處於互為建構的關係，即語言和社會流通的理念、政策、制度、事件等相互蘊涵，構築成多層次而不可分離的歷史圖像，語言因而成為理解政治生活的關鍵。
3. 文本解讀的可能性。作者認為，「文本即事件」表現為某一語言在歷史上實際發揮了什麼影響，即語言或論述的「行動」特質。讀者在閱讀和理解文本時，不可避免受所處背景影響，進而以其方式詮釋、轉化了文本內涵，此時作者意圖與讀者理解之間產生斷裂，同時政治論述也得於讀者間，在不同層次中被認知和使用，從而具有多重意涵。因此，文本解讀的多種可能性使任何人都能控制論述行動的意義，此種文本和語言分析呈現出多元歷史的發展模式。

二、問題

1. 文本在重建歷史過程中發揮什麼作用？J. Pocock將文本置於時代脈絡和語言情境中，強調分析文本論述所使用的語言，以尋找或還原作者所自知或不知的豐富歷史內涵。文本在此似乎僅作為承載語言的素材使用，因而並無提及觀照和辨析文本的整體意義，此忽略之舉會否造成斷章取義的語言挑選和分析，難助實現J. Pocock所期待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目的？
2. 語言脈絡如何有助於理解政治生活？如摘要所言，語言與政治生活成互為建構的關係，此表現出的社會觀乃政治生活是由各種不同且相互影響的活動集結成的整體，而非某一活動（如生產方式）具有本質影響力和決定性而形塑成的結構整體。那麼，J. Pocock是否應當先闡明，為何強調語言在理解政治現象上比起非語言因素更具有關鍵性和優先性，或何種情境下更適於從語言脈絡下手？

三、關鍵詞：政治思想史、多維史觀、語言脈絡、論述行動

為何及如何重建政治論述

Pocock, J. G. A. 2009.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 Methodological Enquiry.’,'The Re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Towards the Historiograph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一、摘要

1. 歷史路徑和哲學路徑。J.G.A Pocock提出「抽象層次」概念，批評傳統思想史研究中，哲學路徑將政治思想放置於高度抽象的層次上，並設定其融貫且理性，使現實和傳統濃縮為單一層次的描述，不具有歷史解釋力。他認為，抽象層次隨思想家言說意圖不同而變動，並在理論和實踐層面游移，其性質是多樣且複雜的，研究者的任務即是以歷史研究途徑問「思想者處於何種情境，為何及如何這樣思考？」來發掘並確認思想發生在哪個抽象層次上，以避免提出不相稱的提問和無關的解答。
2. 重建論述的研究方法。以上所談及的情境主要指社會和語言情境，J.G.A Pocock認為後者尤為重要，因而藉由重建政治論述脈絡，並將論述當做事件研究是為必要。論述乃出自於一套關乎人性、社會、歷史等的特定價值體系，以孔恩的話來說，這套世界觀即是某一共同體成員共享的「典範」。政治社群中的典範不如科學典範般界限明確，而常是模糊交疊的，且典範亦多元並存而彼此競爭衝突，而論述即是依附於典範，也是為了捍衛典範而生，其豐富的意涵只有透過建構一個由競逐典範所形成的場域才能理解和分析。因而，論述、典範和場域三者及其關係構成重建論述所需關注的重點。

二、問題

1. 什麼是政治論述？是原本即具有公共性，或是經由解讀和分析而具有公共意涵的言說與文字？重建政治論述的目的是為了全觀地展現論述的面貌和其脈絡？若論述與脈絡變動且多層次交雜，而研究者亦受當下語境所限而無法處在俯瞰歷史脈絡的視角，這種重建是可能的？
2. 若僅秉持求真還原的目的重建論述，恐難兼顧政治學研究的當代性與現實感，而當重建旨在賦予論述當代意涵，在J.G.A Pocock所談及之外，還需進行何種必要的「加工」？

關鍵詞：抽象層次、政治論述、競爭典範、場域

觀念變遷與詞彙分析

金觀濤、劉青峰，2009，〈近代中國權利觀念的起源和演變〉、〈從『共和』到『民主』——中國對西方現代政治觀念的選擇性吸收和重構〉、〈五四《新青年》知識青年為何放棄『自由主義』？——重大事件與觀念變遷互動之研究〉，《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

一、問題
如何透過檢索「數據庫」研究某一時代的觀念變遷？

二、摘要

1. 前兩篇要旨。作者透過比較分析「權利」、「民主」、「共和」等西方政治概念在近代中國的使用頻率和意涵轉變，考察中國對西方價值的選擇性吸收、重構或放棄如何影響現代重要政治詞彙和觀念形成，以助理解現代的政治現實。
2. 詞彙與觀念變遷的關係。作者將《新青年》、《新潮》雜誌和《萬國公法》、《群己權界論》等翻譯作品作為詞彙研究的文本，理由可能是其對救亡圖存的青年和知識份子產生廣泛且重要的影響。分析文本中詞彙出現的時間、數量、用法三者互動改變即可對應至觀念變遷，以《新青年》1915年之1926年「權利」一詞的變化為例，先辨別這段期間「權利」一詞的主體變化，歸類為「個人權利」、「群體權利」、「國家權利」，再統計出不同年間、三種用法的使用次數，進而納入時間橫軸中，即能發現1921年前「集體權利」觀念提升而「個人權利」逐漸被拋棄，在1921年《新青年》成為共產黨機關刊物後，「權利」一詞愈趨減少，而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逐漸佔據主流。
3. 脈絡化的詞彙分析。作者提醒，中國知識份子翻譯、使用外來詞彙時，受其特定歷史情境和深層文化結構制約，因而研究者在辨析詞彙的意義時，除了重視詞彙在例句中的用法和意思，更要將文本與社會背景聯繫考察，避免斷章取義。
4. 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影響。在分析詞彙發現觀念變遷的現象後，則要進一步解釋觀念為何及如何變遷。作者在第三篇文章認為，若能明確界定「重大事件」發生的原因，理清其中複雜的因果關係，就能闡明普遍觀念變化的邏輯。重大事件（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意指強烈影響參與者行動的社會事實及其詮釋、評價方式，是主客觀交融的產物。此表現出觀念通常會支配人的社會行動，而社會行動又進一步影響觀念系統變遷的互動關係。

三、問題

1. 何種性質的文本能作為觀念史研究政治概念的對象？作者以《新青年》雜誌的詞彙為例研究1915-1926年間知識群體的觀念變遷，而在1918年時，第4卷第3期刊登《本志編輯部啟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至此雜誌所能彰顯的可能僅是七位編輯的觀念變遷，1923年共產黨接手《新青年》，若為政策宣導之故發刊，動機和影響力或許也會隨之改變。雜誌的主筆、讀者、處境皆可能改變的情況下，如何能聲稱其平滑且準確地反映了觀念變遷？另外，如何研究當時一般不識字民眾的觀念變遷？如今人們無論口說或書寫詞彙都不再嚴謹時，以同樣的方式研究觀念變遷是否可能或有意義？或許該反過來進一步追問，使用政治概念的隨意性展現了何種觀念變遷？原因何在？
2. 若要解釋觀念如何及為何變遷，經由明確界定重要事件發生的原因並理清複雜的因果關係的方式是否可能？作者在第三篇雖闡述了「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的研究方法，但似乎並無說明如何明確界定事件原因及理清複雜因果關係以回答問題。若歷史發展有所斷裂而並非全然因果，更無致使事件發生的確切原因而是處在各種不確定性中，以上的研究方式則有檢證的必要。

四、關鍵詞：重大事件、政治概念、數據庫、觀念史

知識分子與新史學

• 〈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份子的古代傳統〉

1. 問題：中國知識份子的起源與特征是什麼？即「士」如何成為「道」的承擔者，並為重建政治和社會秩序承擔何種責任？
2. 鋪陳策略和摘要：作者從社會背景和文化淵源兩方面入手，指出封建秩序和禮樂傳統的崩壞是士人能夠擺脫階層職事限制，發展各家思想以行道的起源。然而為何從這兩方面下手，以及用了何種證據證明其為真？若要了解知識份子的起源則需回溯其歷史背景，而社會背景和文化淵源即屬於歷史脈絡分析的客主觀面向，但為何兩個面向皆重要？乃因知識份子除了身份形成的物質條件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理想抱負與學術思想，而這才是知識份子之所以為知識份子的主要憑藉，因而將之放置到中國古代的特殊文化傳統中始能獲得比較清晰的解釋，同時這也為接下來理解知識份子與政治權威的關係以證明知識份子的責任之大和實現之難做鋪墊。
3. 在社會背景的證據上，作者以各國戰爭和政爭致使「士」、「庶人」和「貴族」之間的流暢、頻繁流動，士人數量激增而擺脫了封建身份羈絆。文化淵源的證據則為上層貴族和君主不熟禮樂，使王官之學散為諸子百家，士突破禮樂，成為文化傳統的承擔者以求道為己任。
4. 知識份子要求道，則不得不談論他們要如何面對政治權威的問題。於知識份子而言，他們掌握的道統高於君王所握的政統，因而需修身自貴，並與君主保持恰當的個人關係來抗衡君王的政統，以期批判政事和約束君主作為來重建政治和社會秩序，但君主卻需要一套淵源於禮樂傳統的意識形態加強權力的合法基礎。在此情況下，知識份子的意見既要為君王接納又不淪為統治工具的責任深重。作者從「道」與「勢」的關係突顯知識份子關懷國家社稷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和面臨的困境出發，強調士人和知識份子由傳統而來精神和使命，亦是其作為知識份子的關懷。

• 〈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1. 問題：中國近代知識份子面對規範與秩序的改變，如何想像、界定他們的新地位，從而影響了歷史的發展？
2. 鋪陳策略和摘要：作者先從晚清遭西方入侵，抗爭一再挫敗之後，興起學習西方應用知識技能的實際需求，這種因應現實政治局勢變化而來的思想變遷是本文的鋪陳主軸之一，表現在「自然知識」和「規範知識」的地位升降。「規範知識」的地位逐漸低落而「自然知識」取得壓倒性力量，證據是原初士人掌握道德、政治原理而備受尊敬，轉而成為士人自認四民皆士，所有人民應接受同等重要的兩種教育，最後為廢除科舉，確認「士人無用」，在道德上更自貶為四民最低，士人因而成了無用無品的形象。再者，更大的轉變來自於俄國革命思潮的影響，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多為讀書人）主張勞工是肩負歷史未來走向的重心，四民皆要以勞動為己任才能救中國，而知識份子也自認有罪，期許自己能當工人。
3. 作者試圖從以上兩方面的因素理清近代中國經歷的巨變帶來了知識份子自我認知的改變，致使知識份子約束甚至抗衡統治者的正當性和自信消失，甚至淪落到遭受統治者和人民迫害的局面，時至今日知識份子在中國的地位低落，或有其必然而深遠乃至自造的根源。

•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1. 問題：晚清的政治思想發生了什麼改變，其如何促使史學界重新釐定和爭論「什麼是歷史」？
2. 鋪陳策略和摘要：作者先從知識份子在晚清時期面對內外環境壓迫的現實環境，驚覺中國只有「朝廷」卻無「國家」的落後觀念招致西方嘲笑，認為唯有致力於發展「國家」、「國民」、「群」概念和歷史視野、寫作才能救國，在研究方法上說明過往就史學論史學的方式不足以了解史學的變革，而更應該考慮政治、社會思潮對史學的作用。進而，作者以梁啟超為代表人物分析其「國家」意識和「國民」意識的形成與影響，此促使自居史學傳統深厚的中國爭論「有史」、「無史」的問題，傳統定義下以帝王為主要記錄對象的歷史遭到質疑，逐漸開啟了以國民活動為主體的群體歷史討論，放寬了歷史研究的視野。
3. 作者試圖分析近代中國第一次史學革命的原因，其手法不同於大多以史學論史學的研究，而是關注客觀歷史環境的變化帶來的政治思想變遷與新史學之間的關係，突顯了梁啟超等近代第一次史學革命者的現實關懷。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

1. 文本論題：何謂反智？政治傳統與智性的關係是什麼以及如何判斷？
2. 余英時先生從儒、道、法思想入手，探討三家對智性和知識分子的政治態度，並觀其發揮影響力的朝代在政治實踐中的官僚制度變遷，以證明「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一向瀰漫著反智氣氛」的發現。
3. 儒家提倡積極運用智性及推廣「禮樂」、「教化」的知識，並鼓勵知識分子以「行道」為目的參政和抱持批判精神議政，絕不可為一己謀利而成為皇帝馴養的政治工具。道家以老子和黃老學派為代表，認為世間唯一的真理——「道」掌握於君王手中，此乃放諸四海皆準的最高原則，作為知識分子的眾臣不得批判存疑，否則將帶來政權動蕩與王威受損。道家也認為以此君王之「道」教化民眾，「虛其心、弱其志」使民眾免於獲得知識而作亂、違反聖人的政策與路線，是維持政治秩序與統治正當性的手段。法家與道家皆同意政治的「一重標準」，渴望達成的最理想情況也是人民臣子愚昧而俯首帖耳接受有智慧的君主統治，區別在於法家以利誘人民務農、從軍和武力鎮壓知識分子雙重手段以達目的。而更為精密控制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為「儒學的法家化」，此一轉變來自於漢朝初年，其將儒家「道統」與「正統」的二分置換為「春秋大一統」，以代替黃老的「一道」和法家的「一教」，將「尊君卑臣」變成了儒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並推廣至君臣的生活方式之中，從本質上改變了儒學的精神，進而儒學更成為了酷刑和吏事的緣飾物，即從儒學經典中推導出以法家方式和思維殺人的正當性，從身體物質及理念意義上皆使知識分子和批判者失效。
4. 政治傳統反對智性表現在政治思想家及統治者不允許知識分子對權力發揮約束作用，只有唯一一套價值觀（君主價值）能流通於社會，此乃政治秩序得以存續和維持的條件。筆者認為，三家的政治思想傳統不僅是為古代君王提供了治國和治理之道，還在於其歷代以來的社會沉澱影響了一般中國人民認知政治秩序的價值與觀念，此造成的結果是人民亦只允許一套價值觀的流通，雖價值觀的內涵在現代中國的語境之下不斷變遷與重構，但依舊不改專斷與排斥的性質。在此情況下，反智的當代性更加突顯，其不僅是思想家和統治者的論述和政治制度，更是人民所期望與追求的價值本質，至此中國要實踐自由則更加不可能。
5. 余英時先生未定義何為「智性」而僅描述了反對智性的表現，並將知識分子直接當成智性代表，並提及「我們將盡量用『反智論者』一詞來兼指『反智性論者』和『反知識分子』兩者，非十分必要時不再進一步加以區別，以免引起了解上的混淆」。但若古代的知識分子僅是因為科舉考試成績傑出而入仕途，卻不見得擁有察覺現實問題的洞察力和良好的治理能力，其懷著良善意志和批判精神參政並議政恐怕也難以有助於君王統治，反而君王本身即自知、自覺、自省發展「智性」而有充分的治國才能，即使不任用知識分子也能實現善治，此或許為「智性」與「知識分子」之間的斷裂。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討論何為知識分子和智性，如何批判地議政才能督促君主善治。

問題和啟發

1. 徐復觀於1957年〈致香港「新生晚報」編者信〉提到「我對民主自由的了解，及想為民主自由作相當的努力，開始於民國三十七年，這是從現實政治的體驗中得來的。這幾年因對中國歷史文化多花費了一點工夫，更增加我對民主自由的信念。此生此世，我絕不參加現實政治；但有生之日，即為民主自由奮鬥之年。」又於1971年〈中國人對於國家問題的心態〉再提「我是一個非常討厭現實政治的人；從民國三十七年起，便決心不再參與現實政治。」後來徐復觀逝世後，由曹永和等人編寫的《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中收錄 〈徐復觀先生年譜〉，簡略記錄了民國三十七的事件「四十六歲。抱有『由救國民黨來救中國』的心願。初識香港華僑日報之岑維休、岑才生及歐陽百川諸先生，此一友誼持久不變。三十年來，華僑日報提供了現實權勢之外的立足地，年底離開廣州。」緊接著民國三十八年「應蔣公之召，在溪口住四十天。在廣州與熊十力先生話別，自此人天永隔。五月抵臺中，六月十六日『民主評論』在香港創刊。在臺中居住長達二十年，與莊垂勝，張深切、張煥圭等諸先生建立了真摯的友誼。完全脫離政界。」根據徐復觀的自述與後人記載的身世經歷，可推測他的生命經歷和思想皆於民國三十七年左右發生了許多轉變，其民主自由思想的啟發來自於現實政治，卻自此決定不再參與現實政治，看似互相矛盾的觀念和決定從何而來，即當時徐復觀所經歷和感知的現實政治究竟如何？
2. 以上資料提供了嘗試回答上週「徐復觀為何討論何為『自由』：人物所處的時代脈絡及面臨的問題」的時間節點以及著手的方向，即自由民主思想起源的「現實政治」境況和使之信念加深的「中國歷史文化」等兩個脈絡。另外，在〈論自由主義及派生的自由主義〉中，若對照西方人對自由主義的詮釋，徐復觀在該文中對西方自由主義發展歷程及「派生的自由主義」概念的批判具有相當的挑選性，這或許與他所接觸的西方書籍和其因「救亡」目的而無意識調適西方人的概念有關，因而他思想的來源可能還與他所閱讀的西方書籍有關，為何挑選這些並如此批判，或許能作為回答以上問題的第三個脈絡。徐復觀自由觀的形成是否與這三個脈絡有關，如何深入挖掘？或尚其他探索方向？希望明天可以詢問黃老師以上問題。
3. 這週閱讀黃克武老師《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發現作者於第四章〈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接受與批判〉歸納出嚴復自由主義思想的三個特征：（1）追求富強（2）肯定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但拒絕己種群輕的個人主義，並強調己群並重（3）調適性的漸進改革，三者構成高度整合性的政治理論，試圖證明嚴復主動融合中西思想而建構出自身的思想體系的創造性。回看我上週的第二點，企圖發現徐復觀「自由」的根本精神為何以表明其獨特性，相較黃老師詮釋嚴復自由主義的宏觀視角顯得狹隘，而上週老師於課堂上也提醒，徐復觀的「自由」或許不僅限於雜文，還有全集的思想史部分，我也聯想到徐復觀可能在其他文章裡未提「自由」一詞，但闡述與其自由理念相關的概念。這些聯繫起黃克武老師的詮釋視野，不知道是否可以在徐復觀自由觀的研究中，也嘗試從多層面著手，從他零散的觀點中建構出比較完整的「自由觀」或「自由主義」思想體系？

問題和途徑

1.問題：徐復觀的自由觀是什麼？
2.如何研究：
（1）徐復觀為何討論何為「自由」：人物所處的時代脈絡及面臨的問題
（2）徐復觀如何以中國文化傳統理解「自由」與他所認為「自由」的根本精神是什麼，後者即其自由觀的獨特性所在。
（3）實踐之艱難與阻礙為何，現實和理想掙扎間的「自由實踐」是知識份子的使命。
（4）以上第（3）點在今日有無可能？為何有或無？

主題探索

關鍵詞：徐復觀、經權觀、民主、統治正當性、決策代價

主題探索

1. 文本：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尼各馬可倫理學》
2. 假設：公民美德無法透過教育培養，而需仰賴於政治體制與生活方式潛移默化形塑
3. 若先探討「公民」概念的古今差異，可知古典公民的身份來自於特定城邦，並屬於城邦，如果離開了城邦，公民非神即獸，亦難以為人，因而這種公民身份具有限定性與具體性，體現在公民必須在固定的疆域從事巨細靡遺的政治活動，而「公民美德」則是由具體城邦的法律、習慣、風俗養成，因而採取不同政體的城邦對「好公民」的定義也不盡相同。現代公民身份來自於人脫離自然狀態建立國家，因憲法規定具有某國籍的居民即自動擁有公民身份，即使久不居本國，亦無損其公民身份，不再具有古典公民的限定性特征。而後隨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發展，現代公民更似融合了臣民、市民、選民等多重內涵，但彼此也相互競逐甚至斷裂，公民身份因而也糅雜了更複雜的因素而不再僅聚焦於政治活動，可政治活動又常被窄化至投票選舉，因而現代公民的概念顯得既廣泛又單薄，且因政體類型趨同，各國的「好公民」越來越相似，內涵卻也越發空洞。
4. 現代公民教育旨在提供政治常識，但卻無法讓公民知曉如何作出正確的議題決策或選出恰當的領導者，甚至評估政體的狀態。允許人民行使權利，卻不考量其前提條件為何及將造成何種結果，是當今政體運作及政治教育的常態。然而若培養公民美德，則要求公民既要是統治者又是被統治者，這意味著公民不僅要有能力承擔治理（或選人治理）的責任與義務， 也要有等待國家公正法律形塑出最適合彼此生活方式的渴望和期待，至此才有可能讓公民擺脫蒙昧為惡而不自知的狀態。培養公民美德顯見比教習政治常識更有利於公民生活及國家發展。
5. 就培養公民美德而言，亞里士多德提及「這裡還有待商量的問題是：城邦幸福與個人幸福究竟是相同還是相異？這個問題可作明確的答復：大家全都認為兩者相同」（1324a5-7）意指城邦整體幸福與個人幸福必定同一，如此培養公民美德也涉及個人美德的培養，即需拉入《尼各馬可倫理學》（下稱<倫理學>）一同討論。《倫理學》討論高尚的紳士應當擁有何種品質，其中涉及道德德性、理智德性、實踐智慧，而在最後一章談論幸福時，將最幸福的狀態歸諸與和神一般的哲學沉思生活，而非城邦公民的政治活動，然而這是否已打破個人幸福與城邦政體幸福的一致性，而該重新質疑好人是否等同於好公民？若是，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第七、八章談及的青少年教育，實際上只不過是私人德性，教人如何成為有教養之人，卻與無關乎公民美德的培養，也無助於公民思考眾人應當如何更好地一同生活，並知曉如何建構最佳政體和實施最佳治理以實現此種生活方式。

《培養人文》提問

1. 政治、教育、公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2. 什麼是「人文」，如何培養？
3. 身處不同文明、種族流通混雜且多重性別界限交疊的社會，如何保持多元又不淪為敵視、諂媚或不置可否的尊重？即如何既理解又批判？

點指兵兵

1. 以賽亞·柏林 <現實意識>
2. 何謂現實意識？為何我們身在當下，卻無法實際地理解事物？若難以直面現實，認識自我及眾人生活的樣貌，政治參與如何可能？若具備現實意識是參與公共生活的入場券，其能否被教導？又該教導什麼？
3. 柏林認為獲得現實意識的途徑在於回到歷史，其並非指我們要重回哪個年代做過去一樣的事，因為時間不可逆且今日之經濟、政治狀況已與以往大相徑庭，土壤不同卻生硬移植，結果只會忽略現實問題而以共性的歷史規律強加於此。相反，掌握歷史情勢的特殊與獨一無二的具體性，即由「難以研析的習慣、未經檢定的思考方式、半本能的反應及深藏於內在而完全不自覺的生命模式」構成的層次，把握歷史事件的差異及構成差異的基本元素，推演這些基本元素將導致的事件發展和結果，以理解因果。而當人在面對身處的現實世界時，借鑒經驗將過去與今日的事件近乎本能地聯繫起來，既能知悉今昔之異，又能判斷事件因果做出決策，即為擁有現實意識的表現。
4. 若現實意識於公共生活重要，柏林的描述卻是如此抽象神秘，不知其中是否有補充其具體途徑的空間？

電影討論

一、插件安裝
抱歉因為我找的電影網站全屬大陸，所以需要下載Google Chrome內一個簡易插件，翻到墻內才能觀看。步驟如下：打開Google Chrome，點擊右上角的「一排點點」，找到「更多工具」中的「擴充功能」，點開滑至頁面最下端，點擊「取得更多擴充功能」，於新開頁面的左上角搜索欄輸入「Unblock Youku」，找到此插件安裝安裝後在Chrome搜索欄看見圖標點亮即可無需付費，完成安裝步驟只要一分鐘，墻內免費在線電影都能觀看。

二、電影
《歲月神偷》，2010，香港，導演羅啟銳
《巴爾扎克與小裁縫》，2002，中國/法國，導演戴思杰
《吹夢巨人》(The BFT)，2016，美國/英國，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Allan Spielberg)

三、試解析《歲月神偷》
       《歲》講述1960年代香港深水埗一戶賣鞋營生人家的艱困生活，借兒童及少年之眼體察庶民生活低賤，唯有認可並奮發成為殖民時代特定成功典範，才能立足之社會、造福全家的故事。筆者認為全片最核心的內容在於「英語」這門殖民政府的官方語言如何無所不在地發揮作用，無論在日常愛好、校園氛圍、生活聊天中皆可見不斷深化的語言與階級關係，肯定殖民政府帶來的經濟效益，並潛移默化形塑普通香港市民即使貧困亦保有中產階級的文化認同態度。
         電影開頭羅家弟弟把頭罩入魚缸，畫面不斷閃過1960年代的香港社會圖像，配樂為Dancing On The Moon，這是一首由外國人組成的香港樂團The Fabulous Echoes翻唱的歌曲，在六〇年代紅極一時。此時穿插畫面中的交通工具仍是現代化汽車與傳統手推車共行，配合窗戶晾曬衣服的雜亂街景和身著襯衫領帶玩耍的小學生，儼然中西新舊混合的時代，而這首舞曲爵士風的英文歌曲得以在當時廣為流行，則說明西洋和現代化已被認可為更時尚、更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與之相似的是哥哥平常的興趣是收聽收音機、彈奏演唱，弟弟哼歌皆為英文，實則是與其階級格格不入的趣味。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情節是羅媽媽買了八盒月餅卻不讓羅弟弟吃，原因在於要把月餅送給英國警察白禮儀，殖民者扮演維護治安允許人民做生意營生的角色，討好他們才得以生存的卑微境地展露無遺，卻又理直氣壯地恭維對方，可說是一種別比無他法的自我說服策略，羅媽媽亦如此教育下一代，弟弟雖心有不服，但或許終究有一天也會踏上同樣認知自身身份的道路。接著，英警白禮儀到羅家作客，與羅弟弟的對話揶揄「羅」姓的翻譯應該是Low，同音撈，意為賺錢，而不該是Law法律，因為香港並不講也不在乎法律，而是重視那些精通英文且能識時務賺大錢的人，並戲弄羅弟弟倒背英文字母證明自己。以能否賺錢為標準強調殖民者的語言勝於中文，並從姓氏翻譯Low的中文意思嘲諷羅家階級低下，音譯「撈」變相刺激他們追逐財富，語言作為中介的實質作用正展演在這一刻。
       實際上《歲》的完整劇情旨在敘述動人的家庭故事，把個人經歷與家庭情感置於歷史的洪流之上，無不反映出作者對六〇年代人民奮力追逐殖民者生活方式的嚮往與懷緬。導演沒有提問的是：雖然身為二等公民深受嘲諷與欺凌，但同時也享受著殖民帶來的安定與繁榮，作為身處那個年代的人們，又該如何面對這種衝突？導演所言開拍《歲》的動機是「看到八〇後的問題，青年的迷茫和社會的負能量」，然而卻不打算從現實入手理解這種現象何以發生，卻轉譯香港精神為片面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企圖以此鼓勵年輕人奮發向上。在情節安排和大牌演員的演繹之下，這部片足以賺人熱淚，卻更掩蓋了本該面對的現實問題和反省殖民歷史的態度。在面臨經濟不再像以往那麼景氣與內地政治壓力下的香港，除了不假思索地渴望回到過去，今後的路又在哪裡？這或許是批判這部電影之後，重視導演良善動機的其他提問了。

關鍵詞（02114501 朱一帆）

死亡、殯葬管理條例、土地資源、公共衛生、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