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的意義與理解

Skinner, Quentin 1978. ‘Preface.’ In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Thought, iv-xv.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inner, Quentin 2002.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Visons of Politics, vol. 1, Regarding Method, 57-89.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摘要：

1. Skinner認為，研究與詮釋經典的思想史研究者所探究的是，文本所希望表達中心思想（fundamental concept）以及文本作者對於社會、道德、政治、宗教各個層面上所堅守的問題關懷為何。Skinner認為這樣的探究，使得研究者在過程中以及詮釋時，不可避免產生的謬誤：一是以個人的既定的觀點或經驗詮釋作者的語意，這樣的謬誤很容易會陷入例如時代上的錯亂 ，以不同的時歷史背景作詮釋；或是做成超出文本作者所可能考量或甚至不曾考量的解釋。二是對於文本中心思想（fundamental concept）的考察，Skinner認為考察文本中心思想是重要的，但研究者往往出現對於文本中心思想的預設與執著，以至於對文本主題的誤讀，論述的主體亦會因此被忽略。三是將成為文本解決係現實困境的典範，而因陷入謬誤的得出的結論Skinner認為只是一種「神話」（mythology）。
2. 以上的謬誤除了將文本做了粗糙的分類與解讀外，並無助於對文本進行理解，研究文本或對話不應純然的只從字裡行間進行閱讀，理解文本，必須要回作者書寫時、談話時的政治社會脈絡當中，探尋當時的意識形態對作者的影響，以及作者書寫時的意圖（intention）為何，另外，Skinner認為並不存在放諸四海皆準的論述，每一套論述具都獨特的意圖，其所對應的也是單獨的問題，也因此不應以過去文本的所關懷的主題對應現實問題。

問題：

• Skinner認為以意識形態的史觀作為研究方法，對於特定時期歷史研究所能涵蓋的範圍較為廣，惟一般政治生活的展現或行為並不全然只因當下的政治社會環境所影響，同時亦存在因過去反覆的準則或習慣，依照Skinner的論點，論述僅能與同時代的進行比較，亦不可對應現實，那歷史研究會否因之成為各個時代的獨立敘述？現實問題完全不可能有可借鏡之處？

關鍵字：

• 思想史、意識形態脈絡、普遍性

政治思想史與歷史的詮釋

• Pocock, J. G. A.  2009.  'Texts as Events: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106-119.

• Pocock, J. G. A.  2009.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The Subaltern and the Subversive.'  I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239-256.

1. 摘要：
1. 重構歷史應以第三人稱的方式，重構之目的不在於翻譯與追求原文作者書寫當下的意圖，而應以不離文本的情境與脈絡，詮釋與探索作者的語意，作清晰並賦予歷史性的延伸說明；另外，文字的多變，史學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當中，亦因此可以進行多樣化的詮釋，使得同一事件得以不同的面貌而成為歷史；
2. 作者認為有必要回歸各個文化脈絡重新的思考「我們」(our) 與「他者」(they) 的歷史，反對過去在現代化後的西方，以宇宙論的詮釋方式，作為歷史詮釋全然主導者。因為，過去有權利成為歷史的主體或詮釋者，只有對自身文化及自治有權力主宰的群體才有資格，而這樣歷史脈絡下所形成的「歷史」，亦成為西方長久以來的「主流」的歷史敘述。至於在過去歷史詮釋權被剝奪的群體，因政治話語權被要求重新檢視，對於歷史詮釋亦應該給予重述。
2. 問題：作者文章提到歷史面向的多樣性，以及多樣化如何可能，但作者在思考歷史面向是以群體作為單位，思考「我們」與「他者」的歷史詮釋，如以作者所屬，歷史的面相為多樣，那要如何面對群體當中個人對於歷史詮釋的不一。
3. 關鍵字：歷史詮釋、多樣性

政治思想與史學方法論

Pocock, J. G. A. 2009.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 Methodological Enquiry.’ i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3-1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cock, J. G. A. 2009. ’The Re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Towards the Historiograph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67-86. 

1. 摘要：

作者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過去有關於政治思想的史學研究有兩種：一種為傳統的經驗主義下的史學研究，以觀察人的政治行為作為考據；另一種則是將政治思想定義作為一種高度抽象的概念，所關注的是在嚴格的理性檢驗下對於思想的解釋而非行為。作者認為，將史學作為一種系統性的理論，研究者因為個人偏好選取某一觀念作為整體的論證而形成單一的敘述，進而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史學研究不應存在任何固定的概念。因此，政治思想的史學研究在解釋上應該要接納更多的詞彙與敘述，而這些詞彙的形成是源自於社會運作連續性以及社會行為的多樣性思考，詞彙的出現是在該社會文化當中逐漸形成，而逐漸成為政治領域當中的特有詞彙。

作者的第二篇文章即提出史學家重構歷史場景中的語境的研究方法，作者認為，文字或語言都是靈活多變的，並會隨著時間和社會結構的改變演化與改進，研究者藉由重構歷史場景中的語境，並對過去的語境進行詮釋並加以論辯，可以重新為原來的歷史事件定義當中的行為、權利關係脈絡。

2. 延伸問題：

作者兩篇文章提到語言對於史學研究的重要性，歷史場景中的語境會因為語言的多樣化而不斷的進行重構，因此對於作者而言，史學上的論述場域是浮動的，其目的都在還原歷史真實的場景，但個人生命經驗不一，在面對與解讀歷史場域，要如何分辨真實？又，歷史是否得以客觀地被呈現？

關鍵字：政治思想、語境、史學方法、多樣性

數據庫分析與觀念變遷

摘要：

• 本週三篇文章作者是以「數據庫」的方式，以詞彙或關鍵詞的意義以及使用次數作分類統計，觀察不同時期觀念（權利；共和、民主；重要的歷史事件）對於人們的意義變化。至於何以用數據庫做分析，作者於 < 五四《新青年》知識群體為何放棄“自由主義”？> 一文中提到「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的概念，解釋認為歷史上的社會事實眾多，但並非所有的事件普遍觀念相關聯，而認為只有與價值追求相關聯或和理想的社會藍圖相關的事件，始會反覆參與建構觀念，而觀念會藉由語言與詞彙的方式表達和傳播，因而可以試圖於文獻當中找到觀念存在的證據，並用文獻的多寡以及表達該觀念的關鍵詞的使用情況來判斷其普遍性與影響力，也就是作者在文章中反覆提到的關鍵詞統計分析，而以數據庫當中的語言證據，可解決於研究觀念系統的定位與人的普遍價值系統無法分離以致缺乏客觀性的問題。

延伸問題：

1. 數據庫的運用能否同樣用於研究個別思想家的研究？
2. 作者認為，數據庫的使用可以解決研究觀念與主觀價值難以脫離的客觀性不足，但在關鍵詞的建立上會否還是會落入研究者的主觀意識？詞彙使用量是否與觀念變遷有必然的關聯性？

關鍵字：數據庫、觀念變遷

<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 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

•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 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1.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一文中論者以梁啟超先生的著為論證的主軸，梁氏於其作品中提及國家、國民、社會、群等觀念，甚至為「國家」一詞提出的定義，認為中國在舊史裡「無國」亦「無群」的概念，是由於在過去的中國不知國家只知朝廷，作史者所記錄的亦僅為一家一姓的帝王興亡史，以對於君王一人是否效忠作為判別是非的標準，而非思考群體生活，而無對於國家全體民生之史學，致國民不知國家興盛衰敗的原因為何，使梁氏產生無國且無史之感嘆。 論者認為梁氏的作品應為史學研究新的分界線 ，其重要性在於，首先像國家、國民、社會等詞彙在中國過去的文獻當中並不存在，再者，梁氏認為從舊史的觀念中解放，團結民族而產生以上的概念詮釋，同時亦開啟了往後的史學家進而對於何謂是歷史這樣的根本問題進行反思，更甚的是開始以國民作為主體的歷史視角，史學研究與關懷不再是以單一的主體作為研究對象。
2. 《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一文裏，論者分開了兩個時期，討論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自身定位的自我邊緣化，首先指出在西方科學專業知識進入中國以前，「士為四民之首」的觀念從未被質疑，惟強調分工、專業的理念興起後，在晚清時期引起了提倡百工應提升到與知識平等地位的觀念，動搖了士於四民地位中的定位與性質，更出現對於知識原理無實用性的批評，使得傳統的知識分子開始自我懷疑個人心中知識的「用處」，這是其一；其二，論者認為後來仕學合一的斷裂，使得傳統讀書人流離失所，而隨即成為漂浮的階層，自我定位更顯模糊。另一個階段開始自新文化運動，四民皆工的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成為勞工於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一種理想，讀書與勞動結合亦為當時的新潮流，這樣的一種提倡後來更成為了國家政策，使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於自身的懷疑，對於自我能否為國家貢獻的責備，原來的士大夫形象也徹底的蕩然無存。
3. 兩篇文章論者均以中國傳統讀書人作為中心，無論是思想或關懷上的轉變，以至於的自我邊緣化、對自身的懷疑，我認為均是來自於對於國家的型構，還有在重大變遷後無法以所知所學報以國家的震撼與反思為思考的出發點，而比較有趣的是，論者第二篇文章中亦有提到，鼓吹或貶抑知識分子的論述均由讀書人所提起，由此可見讀書人在社會中所具有的輿論權是重要而且是有影響力的，而如此的現象導向我們必須要思考的是，為學之目的為何，又或讀書人對於社會貢獻應置於何地位。

• 《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份子的古代傳統》

余英時先生以歷史角度把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形成約略點出：首先，中國的古代知識份子是從原本固定的定位秩序上解放，並作為「道」的承擔者；再來，知識分子的「道」是源自於中國的禮樂傳統；第三，知識分子認為，其所持之「道」是置於「勢」之上，因此，持「道」的標準論政，是知識分子之分內之事；第四，「道」並無具體的形式，因此需要知識分子對於自我內心的自愛自重始得彰顯。
余先生文中點出，中國知識分子倡「道」並須堅守「道」，而由於「道」並無形式，因此必須著重個人的內在修為，但當面對現實的政治情境，例如秦大一統後，「勢」即壓制於「道」，倡「道」者亦有可能因自身的處境艱難與「勢」妥協和遷就，試問，在遇到不得不面臨實際的政治情境，「道」與「勢」彼此之間是否得以維持制衡？儒師所倡議之「無恆產而有恆心」如何可能？

問題與關鍵字

問題：以徐復觀的論著探知傳統儒家思想與自由民主人權間彼此是否互斥的關係？

假定答案為非，徐教授論著如何解釋其認知下儒家思想與自由民主人權間是否得以結合？若可，如何結合？何以結合？又為何無法結合？

關鍵字：儒家思想、自由、民主、人權、治理

本土意識的崛起

《誰的城市？戰後香港公民文化與政治論述》羅文生編，1997，牛津出版社

<「本地人」從哪裡來？從《中國學生週報》看六十年代的香港想像>，葉蔭聰

1. 文中論者引用一名在香港長大的美國學者周蕾的理論，她認為「香港」是這樣的一個空間：「⋯在殖民者與主導民族文化的第三空間。」作者認為，5、60年代的香港本土意識的崛起，恰恰是因為在當下中國民族主義以及當時的殖民主義所結合而成的意識形態。
2. 《周報》早期是由當時一群逃離中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所組成，作者利用觀察《周報》內容的改變來探究當時香港的文化與政治形態的變遷。
3. 刊登及評論的內容不無關於當前所發生的社會事件，而《周報》所呈現的意識型態是清楚的：承繼五四運動、認同中國文化、反共。作者提到當時的《周報》表現出一種慾望：希望啟蒙本地人，認為當時的香港人尚未「中國化」，因此在當時《周報》很大程度上掌握著香港的文化主導權。
4. 當時香港被認定為是一個「自由世界最後一道防線」、也是「堡壘的邊界」，《周報》的後期轉向報導一些同樣為「自由」國度的消息，例如：澳門、新加坡...
5. 主張克服殖民壓迫，學習殖民文化語言，維護民族光榮；主張社會和諧安定，不對殖民政權公開批判，亦不否定自身中國人的身分，兩種身分被交替使用。

2017.03.15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說明：

哈維以時間、空間地理學的剖析去解釋在新自由主義下地理發展不均，土地或是資本積累的方式的轉變，而大多論者都會認為，哈維的理論是從世界的角度去分析現今資本主義下的情勢，但我會認為他的理論其實也適用於集中探討某一特定地區／國家的土地資源不均，例如綜觀目前在台灣關於土地議題主要的訴求均離不開訴諸人權的保障，例如居住權以及對於土地的情感的部分，但這部分已經成為老生常談，也無法再提出新的論點，哈維的理論或許是可以作為一個土地議題另一種新的說明路徑。

電影討論

一、歲月神偷，2010，羅啟銳
二、六樓後座，2003，黃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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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的日與夜，2008，許鞍華

天水圍的日與夜
這部電影在故事上沒太大的起伏，就是記錄兩位主角（單親媽媽跟獨居老太太）的日常，上下班、回家、煮飯、跟家人的互動...
第一次看的時候會覺得導演好像真的是把某些居住在「天水圍」這個地方的人的日常生活作了一種忠實的呈現，也像是在為「天水圍」這個地方去污名化，因為「天水圍」這個地方，從以前開始被冠上「悲情城市」的別稱， 社會問題、家庭倫常慘劇不斷發生在這個新市鎮，因此有些評論會覺得，主角的角色設定不夠「天水圍」（因為天水圍目前居住的人口接近8成都是從中國到香港居住的新移民，但從導演穿插的工業時代的照片，主角應該是土生土長在香港的人）
但再看一次的時候，就會開始想要問為什麼他們的生活是這樣？電影裏的主角們，在故事裡面沒有抱怨困苦，尤其在描述主角小時候扛下養家重擔，再穿插一些香港工業時代的照片，這部分我覺得導演有刻意渲染香港人的奮鬥精神、遇到再大的生活困境也可以樂天知命等等...也因此我會解讀成，其實這部電影不只是「天水圍」的故事而已，而是現今香港生活的縮影，而一系列的「悲情」剛好被聚集到「天水圍」這樣的一個地方，但為什麼，卻從來沒有被解答，這是看完這部電影後的反思，對我來說，在香港繁榮大都會的背後，這樣的「悲情」，他是需要被看見，被理解甚至是被反省，因為這樣的「悲情」是有可能發生在各個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