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與新史學

• 〈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份子的古代傳統〉

1. 問題：中國知識份子的起源與特征是什麼？即「士」如何成為「道」的承擔者，並為重建政治和社會秩序承擔何種責任？
2. 鋪陳策略和摘要：作者從社會背景和文化淵源兩方面入手，指出封建秩序和禮樂傳統的崩壞是士人能夠擺脫階層職事限制，發展各家思想以行道的起源。然而為何從這兩方面下手，以及用了何種證據證明其為真？若要了解知識份子的起源則需回溯其歷史背景，而社會背景和文化淵源即屬於歷史脈絡分析的客主觀面向，但為何兩個面向皆重要？乃因知識份子除了身份形成的物質條件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理想抱負與學術思想，而這才是知識份子之所以為知識份子的主要憑藉，因而將之放置到中國古代的特殊文化傳統中始能獲得比較清晰的解釋，同時這也為接下來理解知識份子與政治權威的關係以證明知識份子的責任之大和實現之難做鋪墊。
3. 在社會背景的證據上，作者以各國戰爭和政爭致使「士」、「庶人」和「貴族」之間的流暢、頻繁流動，士人數量激增而擺脫了封建身份羈絆。文化淵源的證據則為上層貴族和君主不熟禮樂，使王官之學散為諸子百家，士突破禮樂，成為文化傳統的承擔者以求道為己任。
4. 知識份子要求道，則不得不談論他們要如何面對政治權威的問題。於知識份子而言，他們掌握的道統高於君王所握的政統，因而需修身自貴，並與君主保持恰當的個人關係來抗衡君王的政統，以期批判政事和約束君主作為來重建政治和社會秩序，但君主卻需要一套淵源於禮樂傳統的意識形態加強權力的合法基礎。在此情況下，知識份子的意見既要為君王接納又不淪為統治工具的責任深重。作者從「道」與「勢」的關係突顯知識份子關懷國家社稷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和面臨的困境出發，強調士人和知識份子由傳統而來精神和使命，亦是其作為知識份子的關懷。

• 〈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1. 問題：中國近代知識份子面對規範與秩序的改變，如何想像、界定他們的新地位，從而影響了歷史的發展？
2. 鋪陳策略和摘要：作者先從晚清遭西方入侵，抗爭一再挫敗之後，興起學習西方應用知識技能的實際需求，這種因應現實政治局勢變化而來的思想變遷是本文的鋪陳主軸之一，表現在「自然知識」和「規範知識」的地位升降。「規範知識」的地位逐漸低落而「自然知識」取得壓倒性力量，證據是原初士人掌握道德、政治原理而備受尊敬，轉而成為士人自認四民皆士，所有人民應接受同等重要的兩種教育，最後為廢除科舉，確認「士人無用」，在道德上更自貶為四民最低，士人因而成了無用無品的形象。再者，更大的轉變來自於俄國革命思潮的影響，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多為讀書人）主張勞工是肩負歷史未來走向的重心，四民皆要以勞動為己任才能救中國，而知識份子也自認有罪，期許自己能當工人。
3. 作者試圖從以上兩方面的因素理清近代中國經歷的巨變帶來了知識份子自我認知的改變，致使知識份子約束甚至抗衡統治者的正當性和自信消失，甚至淪落到遭受統治者和人民迫害的局面，時至今日知識份子在中國的地位低落，或有其必然而深遠乃至自造的根源。

•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1. 問題：晚清的政治思想發生了什麼改變，其如何促使史學界重新釐定和爭論「什麼是歷史」？
2. 鋪陳策略和摘要：作者先從知識份子在晚清時期面對內外環境壓迫的現實環境，驚覺中國只有「朝廷」卻無「國家」的落後觀念招致西方嘲笑，認為唯有致力於發展「國家」、「國民」、「群」概念和歷史視野、寫作才能救國，在研究方法上說明過往就史學論史學的方式不足以了解史學的變革，而更應該考慮政治、社會思潮對史學的作用。進而，作者以梁啟超為代表人物分析其「國家」意識和「國民」意識的形成與影響，此促使自居史學傳統深厚的中國爭論「有史」、「無史」的問題，傳統定義下以帝王為主要記錄對象的歷史遭到質疑，逐漸開啟了以國民活動為主體的群體歷史討論，放寬了歷史研究的視野。
3. 作者試圖分析近代中國第一次史學革命的原因，其手法不同於大多以史學論史學的研究，而是關注客觀歷史環境的變化帶來的政治思想變遷與新史學之間的關係，突顯了梁啟超等近代第一次史學革命者的現實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