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 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

•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 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1.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一文中論者以梁啟超先生的著為論證的主軸，梁氏於其作品中提及國家、國民、社會、群等觀念，甚至為「國家」一詞提出的定義，認為中國在舊史裡「無國」亦「無群」的概念，是由於在過去的中國不知國家只知朝廷，作史者所記錄的亦僅為一家一姓的帝王興亡史，以對於君王一人是否效忠作為判別是非的標準，而非思考群體生活，而無對於國家全體民生之史學，致國民不知國家興盛衰敗的原因為何，使梁氏產生無國且無史之感嘆。 論者認為梁氏的作品應為史學研究新的分界線 ，其重要性在於，首先像國家、國民、社會等詞彙在中國過去的文獻當中並不存在，再者，梁氏認為從舊史的觀念中解放，團結民族而產生以上的概念詮釋，同時亦開啟了往後的史學家進而對於何謂是歷史這樣的根本問題進行反思，更甚的是開始以國民作為主體的歷史視角，史學研究與關懷不再是以單一的主體作為研究對象。
2. 《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一文裏，論者分開了兩個時期，討論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自身定位的自我邊緣化，首先指出在西方科學專業知識進入中國以前，「士為四民之首」的觀念從未被質疑，惟強調分工、專業的理念興起後，在晚清時期引起了提倡百工應提升到與知識平等地位的觀念，動搖了士於四民地位中的定位與性質，更出現對於知識原理無實用性的批評，使得傳統的知識分子開始自我懷疑個人心中知識的「用處」，這是其一；其二，論者認為後來仕學合一的斷裂，使得傳統讀書人流離失所，而隨即成為漂浮的階層，自我定位更顯模糊。另一個階段開始自新文化運動，四民皆工的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成為勞工於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一種理想，讀書與勞動結合亦為當時的新潮流，這樣的一種提倡後來更成為了國家政策，使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於自身的懷疑，對於自我能否為國家貢獻的責備，原來的士大夫形象也徹底的蕩然無存。
3. 兩篇文章論者均以中國傳統讀書人作為中心，無論是思想或關懷上的轉變，以至於的自我邊緣化、對自身的懷疑，我認為均是來自於對於國家的型構，還有在重大變遷後無法以所知所學報以國家的震撼與反思為思考的出發點，而比較有趣的是，論者第二篇文章中亦有提到，鼓吹或貶抑知識分子的論述均由讀書人所提起，由此可見讀書人在社會中所具有的輿論權是重要而且是有影響力的，而如此的現象導向我們必須要思考的是，為學之目的為何，又或讀書人對於社會貢獻應置於何地位。

• 《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份子的古代傳統》

余英時先生以歷史角度把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形成約略點出：首先，中國的古代知識份子是從原本固定的定位秩序上解放，並作為「道」的承擔者；再來，知識分子的「道」是源自於中國的禮樂傳統；第三，知識分子認為，其所持之「道」是置於「勢」之上，因此，持「道」的標準論政，是知識分子之分內之事；第四，「道」並無具體的形式，因此需要知識分子對於自我內心的自愛自重始得彰顯。
余先生文中點出，中國知識分子倡「道」並須堅守「道」，而由於「道」並無形式，因此必須著重個人的內在修為，但當面對現實的政治情境，例如秦大一統後，「勢」即壓制於「道」，倡「道」者亦有可能因自身的處境艱難與「勢」妥協和遷就，試問，在遇到不得不面臨實際的政治情境，「道」與「勢」彼此之間是否得以維持制衡？儒師所倡議之「無恆產而有恆心」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