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與歷史的詮釋

• Pocock, J. G. A.  2009.  'Texts as Events: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106-119.

• Pocock, J. G. A.  2009.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The Subaltern and the Subversive.'  I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239-256.

1. 摘要：
1. 重構歷史應以第三人稱的方式，重構之目的不在於翻譯與追求原文作者書寫當下的意圖，而應以不離文本的情境與脈絡，詮釋與探索作者的語意，作清晰並賦予歷史性的延伸說明；另外，文字的多變，史學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當中，亦因此可以進行多樣化的詮釋，使得同一事件得以不同的面貌而成為歷史；
2. 作者認為有必要回歸各個文化脈絡重新的思考「我們」(our) 與「他者」(they) 的歷史，反對過去在現代化後的西方，以宇宙論的詮釋方式，作為歷史詮釋全然主導者。因為，過去有權利成為歷史的主體或詮釋者，只有對自身文化及自治有權力主宰的群體才有資格，而這樣歷史脈絡下所形成的「歷史」，亦成為西方長久以來的「主流」的歷史敘述。至於在過去歷史詮釋權被剝奪的群體，因政治話語權被要求重新檢視，對於歷史詮釋亦應該給予重述。
2. 問題：作者文章提到歷史面向的多樣性，以及多樣化如何可能，但作者在思考歷史面向是以群體作為單位，思考「我們」與「他者」的歷史詮釋，如以作者所屬，歷史的面相為多樣，那要如何面對群體當中個人對於歷史詮釋的不一。
3. 關鍵字：歷史詮釋、多樣性

政治思想史研究與「語言」分析

Pocock, J. G. A. 2009. 'Texts as Events: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The Politics of History: The Subaltern and the Subversive.' I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一、摘要

1. 兩篇要旨。J. Pocock認為歷史是多維的，歷史研究者應當摒除壟斷思想和話語霸權的企圖，試圖把文本當做事件，即復原概念或思想的歷史性解釋，並將之置於不同的、他者的多重語言脈絡中，才能夠較真實地還原歷史的複雜面貌。
2. 語言與社會的關係。作者強調若要研究文本，需將之放置於其創作時所處的脈絡之下，其中語言脈絡尤為重要。語言指某種「典範」指引下的政治論述的慣用語或修辭，因典範相互競逐，語言亦具有多種型態與衝突特質。語言與政治生活處於互為建構的關係，即語言和社會流通的理念、政策、制度、事件等相互蘊涵，構築成多層次而不可分離的歷史圖像，語言因而成為理解政治生活的關鍵。
3. 文本解讀的可能性。作者認為，「文本即事件」表現為某一語言在歷史上實際發揮了什麼影響，即語言或論述的「行動」特質。讀者在閱讀和理解文本時，不可避免受所處背景影響，進而以其方式詮釋、轉化了文本內涵，此時作者意圖與讀者理解之間產生斷裂，同時政治論述也得於讀者間，在不同層次中被認知和使用，從而具有多重意涵。因此，文本解讀的多種可能性使任何人都能控制論述行動的意義，此種文本和語言分析呈現出多元歷史的發展模式。

二、問題

1. 文本在重建歷史過程中發揮什麼作用？J. Pocock將文本置於時代脈絡和語言情境中，強調分析文本論述所使用的語言，以尋找或還原作者所自知或不知的豐富歷史內涵。文本在此似乎僅作為承載語言的素材使用，因而並無提及觀照和辨析文本的整體意義，此忽略之舉會否造成斷章取義的語言挑選和分析，難助實現J. Pocock所期待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目的？
2. 語言脈絡如何有助於理解政治生活？如摘要所言，語言與政治生活成互為建構的關係，此表現出的社會觀乃政治生活是由各種不同且相互影響的活動集結成的整體，而非某一活動（如生產方式）具有本質影響力和決定性而形塑成的結構整體。那麼，J. Pocock是否應當先闡明，為何強調語言在理解政治現象上比起非語言因素更具有關鍵性和優先性，或何種情境下更適於從語言脈絡下手？

三、關鍵詞：政治思想史、多維史觀、語言脈絡、論述行動

政治思想與史學方法論

Pocock, J. G. A. 2009.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 Methodological Enquiry.’ i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3-1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cock, J. G. A. 2009. ’The Re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Towards the Historiograph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67-86. 

1. 摘要：

作者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過去有關於政治思想的史學研究有兩種：一種為傳統的經驗主義下的史學研究，以觀察人的政治行為作為考據；另一種則是將政治思想定義作為一種高度抽象的概念，所關注的是在嚴格的理性檢驗下對於思想的解釋而非行為。作者認為，將史學作為一種系統性的理論，研究者因為個人偏好選取某一觀念作為整體的論證而形成單一的敘述，進而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史學研究不應存在任何固定的概念。因此，政治思想的史學研究在解釋上應該要接納更多的詞彙與敘述，而這些詞彙的形成是源自於社會運作連續性以及社會行為的多樣性思考，詞彙的出現是在該社會文化當中逐漸形成，而逐漸成為政治領域當中的特有詞彙。

作者的第二篇文章即提出史學家重構歷史場景中的語境的研究方法，作者認為，文字或語言都是靈活多變的，並會隨著時間和社會結構的改變演化與改進，研究者藉由重構歷史場景中的語境，並對過去的語境進行詮釋並加以論辯，可以重新為原來的歷史事件定義當中的行為、權利關係脈絡。

2. 延伸問題：

作者兩篇文章提到語言對於史學研究的重要性，歷史場景中的語境會因為語言的多樣化而不斷的進行重構，因此對於作者而言，史學上的論述場域是浮動的，其目的都在還原歷史真實的場景，但個人生命經驗不一，在面對與解讀歷史場域，要如何分辨真實？又，歷史是否得以客觀地被呈現？

關鍵字：政治思想、語境、史學方法、多樣性

為何及如何重建政治論述

Pocock, J. G. A. 2009.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 Methodological Enquiry.’,'The Re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Towards the Historiograph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一、摘要

1. 歷史路徑和哲學路徑。J.G.A Pocock提出「抽象層次」概念，批評傳統思想史研究中，哲學路徑將政治思想放置於高度抽象的層次上，並設定其融貫且理性，使現實和傳統濃縮為單一層次的描述，不具有歷史解釋力。他認為，抽象層次隨思想家言說意圖不同而變動，並在理論和實踐層面游移，其性質是多樣且複雜的，研究者的任務即是以歷史研究途徑問「思想者處於何種情境，為何及如何這樣思考？」來發掘並確認思想發生在哪個抽象層次上，以避免提出不相稱的提問和無關的解答。
2. 重建論述的研究方法。以上所談及的情境主要指社會和語言情境，J.G.A Pocock認為後者尤為重要，因而藉由重建政治論述脈絡，並將論述當做事件研究是為必要。論述乃出自於一套關乎人性、社會、歷史等的特定價值體系，以孔恩的話來說，這套世界觀即是某一共同體成員共享的「典範」。政治社群中的典範不如科學典範般界限明確，而常是模糊交疊的，且典範亦多元並存而彼此競爭衝突，而論述即是依附於典範，也是為了捍衛典範而生，其豐富的意涵只有透過建構一個由競逐典範所形成的場域才能理解和分析。因而，論述、典範和場域三者及其關係構成重建論述所需關注的重點。

二、問題

1. 什麼是政治論述？是原本即具有公共性，或是經由解讀和分析而具有公共意涵的言說與文字？重建政治論述的目的是為了全觀地展現論述的面貌和其脈絡？若論述與脈絡變動且多層次交雜，而研究者亦受當下語境所限而無法處在俯瞰歷史脈絡的視角，這種重建是可能的？
2. 若僅秉持求真還原的目的重建論述，恐難兼顧政治學研究的當代性與現實感，而當重建旨在賦予論述當代意涵，在J.G.A Pocock所談及之外，還需進行何種必要的「加工」？

關鍵詞：抽象層次、政治論述、競爭典範、場域

數據庫分析與觀念變遷

摘要：

• 本週三篇文章作者是以「數據庫」的方式，以詞彙或關鍵詞的意義以及使用次數作分類統計，觀察不同時期觀念（權利；共和、民主；重要的歷史事件）對於人們的意義變化。至於何以用數據庫做分析，作者於 < 五四《新青年》知識群體為何放棄“自由主義”？> 一文中提到「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的概念，解釋認為歷史上的社會事實眾多，但並非所有的事件普遍觀念相關聯，而認為只有與價值追求相關聯或和理想的社會藍圖相關的事件，始會反覆參與建構觀念，而觀念會藉由語言與詞彙的方式表達和傳播，因而可以試圖於文獻當中找到觀念存在的證據，並用文獻的多寡以及表達該觀念的關鍵詞的使用情況來判斷其普遍性與影響力，也就是作者在文章中反覆提到的關鍵詞統計分析，而以數據庫當中的語言證據，可解決於研究觀念系統的定位與人的普遍價值系統無法分離以致缺乏客觀性的問題。

延伸問題：

1. 數據庫的運用能否同樣用於研究個別思想家的研究？
2. 作者認為，數據庫的使用可以解決研究觀念與主觀價值難以脫離的客觀性不足，但在關鍵詞的建立上會否還是會落入研究者的主觀意識？詞彙使用量是否與觀念變遷有必然的關聯性？

關鍵字：數據庫、觀念變遷

觀念變遷與詞彙分析

金觀濤、劉青峰，2009，〈近代中國權利觀念的起源和演變〉、〈從『共和』到『民主』——中國對西方現代政治觀念的選擇性吸收和重構〉、〈五四《新青年》知識青年為何放棄『自由主義』？——重大事件與觀念變遷互動之研究〉，《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

一、問題
如何透過檢索「數據庫」研究某一時代的觀念變遷？

二、摘要

1. 前兩篇要旨。作者透過比較分析「權利」、「民主」、「共和」等西方政治概念在近代中國的使用頻率和意涵轉變，考察中國對西方價值的選擇性吸收、重構或放棄如何影響現代重要政治詞彙和觀念形成，以助理解現代的政治現實。
2. 詞彙與觀念變遷的關係。作者將《新青年》、《新潮》雜誌和《萬國公法》、《群己權界論》等翻譯作品作為詞彙研究的文本，理由可能是其對救亡圖存的青年和知識份子產生廣泛且重要的影響。分析文本中詞彙出現的時間、數量、用法三者互動改變即可對應至觀念變遷，以《新青年》1915年之1926年「權利」一詞的變化為例，先辨別這段期間「權利」一詞的主體變化，歸類為「個人權利」、「群體權利」、「國家權利」，再統計出不同年間、三種用法的使用次數，進而納入時間橫軸中，即能發現1921年前「集體權利」觀念提升而「個人權利」逐漸被拋棄，在1921年《新青年》成為共產黨機關刊物後，「權利」一詞愈趨減少，而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逐漸佔據主流。
3. 脈絡化的詞彙分析。作者提醒，中國知識份子翻譯、使用外來詞彙時，受其特定歷史情境和深層文化結構制約，因而研究者在辨析詞彙的意義時，除了重視詞彙在例句中的用法和意思，更要將文本與社會背景聯繫考察，避免斷章取義。
4. 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影響。在分析詞彙發現觀念變遷的現象後，則要進一步解釋觀念為何及如何變遷。作者在第三篇文章認為，若能明確界定「重大事件」發生的原因，理清其中複雜的因果關係，就能闡明普遍觀念變化的邏輯。重大事件（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意指強烈影響參與者行動的社會事實及其詮釋、評價方式，是主客觀交融的產物。此表現出觀念通常會支配人的社會行動，而社會行動又進一步影響觀念系統變遷的互動關係。

三、問題

1. 何種性質的文本能作為觀念史研究政治概念的對象？作者以《新青年》雜誌的詞彙為例研究1915-1926年間知識群體的觀念變遷，而在1918年時，第4卷第3期刊登《本志編輯部啟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至此雜誌所能彰顯的可能僅是七位編輯的觀念變遷，1923年共產黨接手《新青年》，若為政策宣導之故發刊，動機和影響力或許也會隨之改變。雜誌的主筆、讀者、處境皆可能改變的情況下，如何能聲稱其平滑且準確地反映了觀念變遷？另外，如何研究當時一般不識字民眾的觀念變遷？如今人們無論口說或書寫詞彙都不再嚴謹時，以同樣的方式研究觀念變遷是否可能或有意義？或許該反過來進一步追問，使用政治概念的隨意性展現了何種觀念變遷？原因何在？
2. 若要解釋觀念如何及為何變遷，經由明確界定重要事件發生的原因並理清複雜的因果關係的方式是否可能？作者在第三篇雖闡述了「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的研究方法，但似乎並無說明如何明確界定事件原因及理清複雜因果關係以回答問題。若歷史發展有所斷裂而並非全然因果，更無致使事件發生的確切原因而是處在各種不確定性中，以上的研究方式則有檢證的必要。

四、關鍵詞：重大事件、政治概念、數據庫、觀念史

關於貼文的期待

• 關於同學貼文，請多參考以下各篇，至少在形式上，努力追求成為討論問題的碩士生，根據各週指定閱讀文章，訂下包含自身觀點的主題、寫出真正言簡意賅的摘要、提出延伸論題和設下方便理解的關鍵詞等。止於歸納或無線索可循的提問恐難有助於碩士論文的推進。

1. http://scumpt2012.blogspot.tw/2013/03/yu.html
2. http://scumpt2012.blogspot.tw/2013/03/fanshen.html
3. http://scumpt2012.blogspot.tw/2013/03/ge.html

知識分子與新史學

• 〈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份子的古代傳統〉

1. 問題：中國知識份子的起源與特征是什麼？即「士」如何成為「道」的承擔者，並為重建政治和社會秩序承擔何種責任？
2. 鋪陳策略和摘要：作者從社會背景和文化淵源兩方面入手，指出封建秩序和禮樂傳統的崩壞是士人能夠擺脫階層職事限制，發展各家思想以行道的起源。然而為何從這兩方面下手，以及用了何種證據證明其為真？若要了解知識份子的起源則需回溯其歷史背景，而社會背景和文化淵源即屬於歷史脈絡分析的客主觀面向，但為何兩個面向皆重要？乃因知識份子除了身份形成的物質條件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理想抱負與學術思想，而這才是知識份子之所以為知識份子的主要憑藉，因而將之放置到中國古代的特殊文化傳統中始能獲得比較清晰的解釋，同時這也為接下來理解知識份子與政治權威的關係以證明知識份子的責任之大和實現之難做鋪墊。
3. 在社會背景的證據上，作者以各國戰爭和政爭致使「士」、「庶人」和「貴族」之間的流暢、頻繁流動，士人數量激增而擺脫了封建身份羈絆。文化淵源的證據則為上層貴族和君主不熟禮樂，使王官之學散為諸子百家，士突破禮樂，成為文化傳統的承擔者以求道為己任。
4. 知識份子要求道，則不得不談論他們要如何面對政治權威的問題。於知識份子而言，他們掌握的道統高於君王所握的政統，因而需修身自貴，並與君主保持恰當的個人關係來抗衡君王的政統，以期批判政事和約束君主作為來重建政治和社會秩序，但君主卻需要一套淵源於禮樂傳統的意識形態加強權力的合法基礎。在此情況下，知識份子的意見既要為君王接納又不淪為統治工具的責任深重。作者從「道」與「勢」的關係突顯知識份子關懷國家社稷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和面臨的困境出發，強調士人和知識份子由傳統而來精神和使命，亦是其作為知識份子的關懷。

• 〈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1. 問題：中國近代知識份子面對規範與秩序的改變，如何想像、界定他們的新地位，從而影響了歷史的發展？
2. 鋪陳策略和摘要：作者先從晚清遭西方入侵，抗爭一再挫敗之後，興起學習西方應用知識技能的實際需求，這種因應現實政治局勢變化而來的思想變遷是本文的鋪陳主軸之一，表現在「自然知識」和「規範知識」的地位升降。「規範知識」的地位逐漸低落而「自然知識」取得壓倒性力量，證據是原初士人掌握道德、政治原理而備受尊敬，轉而成為士人自認四民皆士，所有人民應接受同等重要的兩種教育，最後為廢除科舉，確認「士人無用」，在道德上更自貶為四民最低，士人因而成了無用無品的形象。再者，更大的轉變來自於俄國革命思潮的影響，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多為讀書人）主張勞工是肩負歷史未來走向的重心，四民皆要以勞動為己任才能救中國，而知識份子也自認有罪，期許自己能當工人。
3. 作者試圖從以上兩方面的因素理清近代中國經歷的巨變帶來了知識份子自我認知的改變，致使知識份子約束甚至抗衡統治者的正當性和自信消失，甚至淪落到遭受統治者和人民迫害的局面，時至今日知識份子在中國的地位低落，或有其必然而深遠乃至自造的根源。

•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1. 問題：晚清的政治思想發生了什麼改變，其如何促使史學界重新釐定和爭論「什麼是歷史」？
2. 鋪陳策略和摘要：作者先從知識份子在晚清時期面對內外環境壓迫的現實環境，驚覺中國只有「朝廷」卻無「國家」的落後觀念招致西方嘲笑，認為唯有致力於發展「國家」、「國民」、「群」概念和歷史視野、寫作才能救國，在研究方法上說明過往就史學論史學的方式不足以了解史學的變革，而更應該考慮政治、社會思潮對史學的作用。進而，作者以梁啟超為代表人物分析其「國家」意識和「國民」意識的形成與影響，此促使自居史學傳統深厚的中國爭論「有史」、「無史」的問題，傳統定義下以帝王為主要記錄對象的歷史遭到質疑，逐漸開啟了以國民活動為主體的群體歷史討論，放寬了歷史研究的視野。
3. 作者試圖分析近代中國第一次史學革命的原因，其手法不同於大多以史學論史學的研究，而是關注客觀歷史環境的變化帶來的政治思想變遷與新史學之間的關係，突顯了梁啟超等近代第一次史學革命者的現實關懷。

<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 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

•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 》、《 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1.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一文中論者以梁啟超先生的著為論證的主軸，梁氏於其作品中提及國家、國民、社會、群等觀念，甚至為「國家」一詞提出的定義，認為中國在舊史裡「無國」亦「無群」的概念，是由於在過去的中國不知國家只知朝廷，作史者所記錄的亦僅為一家一姓的帝王興亡史，以對於君王一人是否效忠作為判別是非的標準，而非思考群體生活，而無對於國家全體民生之史學，致國民不知國家興盛衰敗的原因為何，使梁氏產生無國且無史之感嘆。 論者認為梁氏的作品應為史學研究新的分界線 ，其重要性在於，首先像國家、國民、社會等詞彙在中國過去的文獻當中並不存在，再者，梁氏認為從舊史的觀念中解放，團結民族而產生以上的概念詮釋，同時亦開啟了往後的史學家進而對於何謂是歷史這樣的根本問題進行反思，更甚的是開始以國民作為主體的歷史視角，史學研究與關懷不再是以單一的主體作為研究對象。
2. 《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 一文裏，論者分開了兩個時期，討論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自身定位的自我邊緣化，首先指出在西方科學專業知識進入中國以前，「士為四民之首」的觀念從未被質疑，惟強調分工、專業的理念興起後，在晚清時期引起了提倡百工應提升到與知識平等地位的觀念，動搖了士於四民地位中的定位與性質，更出現對於知識原理無實用性的批評，使得傳統的知識分子開始自我懷疑個人心中知識的「用處」，這是其一；其二，論者認為後來仕學合一的斷裂，使得傳統讀書人流離失所，而隨即成為漂浮的階層，自我定位更顯模糊。另一個階段開始自新文化運動，四民皆工的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成為勞工於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一種理想，讀書與勞動結合亦為當時的新潮流，這樣的一種提倡後來更成為了國家政策，使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於自身的懷疑，對於自我能否為國家貢獻的責備，原來的士大夫形象也徹底的蕩然無存。
3. 兩篇文章論者均以中國傳統讀書人作為中心，無論是思想或關懷上的轉變，以至於的自我邊緣化、對自身的懷疑，我認為均是來自於對於國家的型構，還有在重大變遷後無法以所知所學報以國家的震撼與反思為思考的出發點，而比較有趣的是，論者第二篇文章中亦有提到，鼓吹或貶抑知識分子的論述均由讀書人所提起，由此可見讀書人在社會中所具有的輿論權是重要而且是有影響力的，而如此的現象導向我們必須要思考的是，為學之目的為何，又或讀書人對於社會貢獻應置於何地位。

• 《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份子的古代傳統》

余英時先生以歷史角度把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形成約略點出：首先，中國的古代知識份子是從原本固定的定位秩序上解放，並作為「道」的承擔者；再來，知識分子的「道」是源自於中國的禮樂傳統；第三，知識分子認為，其所持之「道」是置於「勢」之上，因此，持「道」的標準論政，是知識分子之分內之事；第四，「道」並無具體的形式，因此需要知識分子對於自我內心的自愛自重始得彰顯。
余先生文中點出，中國知識分子倡「道」並須堅守「道」，而由於「道」並無形式，因此必須著重個人的內在修為，但當面對現實的政治情境，例如秦大一統後，「勢」即壓制於「道」，倡「道」者亦有可能因自身的處境艱難與「勢」妥協和遷就，試問，在遇到不得不面臨實際的政治情境，「道」與「勢」彼此之間是否得以維持制衡？儒師所倡議之「無恆產而有恆心」如何可能？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

1. 文本論題：何謂反智？政治傳統與智性的關係是什麼以及如何判斷？
2. 余英時先生從儒、道、法思想入手，探討三家對智性和知識分子的政治態度，並觀其發揮影響力的朝代在政治實踐中的官僚制度變遷，以證明「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一向瀰漫著反智氣氛」的發現。
3. 儒家提倡積極運用智性及推廣「禮樂」、「教化」的知識，並鼓勵知識分子以「行道」為目的參政和抱持批判精神議政，絕不可為一己謀利而成為皇帝馴養的政治工具。道家以老子和黃老學派為代表，認為世間唯一的真理——「道」掌握於君王手中，此乃放諸四海皆準的最高原則，作為知識分子的眾臣不得批判存疑，否則將帶來政權動蕩與王威受損。道家也認為以此君王之「道」教化民眾，「虛其心、弱其志」使民眾免於獲得知識而作亂、違反聖人的政策與路線，是維持政治秩序與統治正當性的手段。法家與道家皆同意政治的「一重標準」，渴望達成的最理想情況也是人民臣子愚昧而俯首帖耳接受有智慧的君主統治，區別在於法家以利誘人民務農、從軍和武力鎮壓知識分子雙重手段以達目的。而更為精密控制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為「儒學的法家化」，此一轉變來自於漢朝初年，其將儒家「道統」與「正統」的二分置換為「春秋大一統」，以代替黃老的「一道」和法家的「一教」，將「尊君卑臣」變成了儒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並推廣至君臣的生活方式之中，從本質上改變了儒學的精神，進而儒學更成為了酷刑和吏事的緣飾物，即從儒學經典中推導出以法家方式和思維殺人的正當性，從身體物質及理念意義上皆使知識分子和批判者失效。
4. 政治傳統反對智性表現在政治思想家及統治者不允許知識分子對權力發揮約束作用，只有唯一一套價值觀（君主價值）能流通於社會，此乃政治秩序得以存續和維持的條件。筆者認為，三家的政治思想傳統不僅是為古代君王提供了治國和治理之道，還在於其歷代以來的社會沉澱影響了一般中國人民認知政治秩序的價值與觀念，此造成的結果是人民亦只允許一套價值觀的流通，雖價值觀的內涵在現代中國的語境之下不斷變遷與重構，但依舊不改專斷與排斥的性質。在此情況下，反智的當代性更加突顯，其不僅是思想家和統治者的論述和政治制度，更是人民所期望與追求的價值本質，至此中國要實踐自由則更加不可能。
5. 余英時先生未定義何為「智性」而僅描述了反對智性的表現，並將知識分子直接當成智性代表，並提及「我們將盡量用『反智論者』一詞來兼指『反智性論者』和『反知識分子』兩者，非十分必要時不再進一步加以區別，以免引起了解上的混淆」。但若古代的知識分子僅是因為科舉考試成績傑出而入仕途，卻不見得擁有察覺現實問題的洞察力和良好的治理能力，其懷著良善意志和批判精神參政並議政恐怕也難以有助於君王統治，反而君王本身即自知、自覺、自省發展「智性」而有充分的治國才能，即使不任用知識分子也能實現善治，此或許為「智性」與「知識分子」之間的斷裂。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討論何為知識分子和智性，如何批判地議政才能督促君主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