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探索

1. 文本：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尼各馬可倫理學》
2. 假設：公民美德無法透過教育培養，而需仰賴於政治體制與生活方式潛移默化形塑
3. 若先探討「公民」概念的古今差異，可知古典公民的身份來自於特定城邦，並屬於城邦，如果離開了城邦，公民非神即獸，亦難以為人，因而這種公民身份具有限定性與具體性，體現在公民必須在固定的疆域從事巨細靡遺的政治活動，而「公民美德」則是由具體城邦的法律、習慣、風俗養成，因而採取不同政體的城邦對「好公民」的定義也不盡相同。現代公民身份來自於人脫離自然狀態建立國家，因憲法規定具有某國籍的居民即自動擁有公民身份，即使久不居本國，亦無損其公民身份，不再具有古典公民的限定性特征。而後隨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發展，現代公民更似融合了臣民、市民、選民等多重內涵，但彼此也相互競逐甚至斷裂，公民身份因而也糅雜了更複雜的因素而不再僅聚焦於政治活動，可政治活動又常被窄化至投票選舉，因而現代公民的概念顯得既廣泛又單薄，且因政體類型趨同，各國的「好公民」越來越相似，內涵卻也越發空洞。
4. 現代公民教育旨在提供政治常識，但卻無法讓公民知曉如何作出正確的議題決策或選出恰當的領導者，甚至評估政體的狀態。允許人民行使權利，卻不考量其前提條件為何及將造成何種結果，是當今政體運作及政治教育的常態。然而若培養公民美德，則要求公民既要是統治者又是被統治者，這意味著公民不僅要有能力承擔治理（或選人治理）的責任與義務， 也要有等待國家公正法律形塑出最適合彼此生活方式的渴望和期待，至此才有可能讓公民擺脫蒙昧為惡而不自知的狀態。培養公民美德顯見比教習政治常識更有利於公民生活及國家發展。
5. 就培養公民美德而言，亞里士多德提及「這裡還有待商量的問題是：城邦幸福與個人幸福究竟是相同還是相異？這個問題可作明確的答復：大家全都認為兩者相同」（1324a5-7）意指城邦整體幸福與個人幸福必定同一，如此培養公民美德也涉及個人美德的培養，即需拉入《尼各馬可倫理學》（下稱<倫理學>）一同討論。《倫理學》討論高尚的紳士應當擁有何種品質，其中涉及道德德性、理智德性、實踐智慧，而在最後一章談論幸福時，將最幸福的狀態歸諸與和神一般的哲學沉思生活，而非城邦公民的政治活動，然而這是否已打破個人幸福與城邦政體幸福的一致性，而該重新質疑好人是否等同於好公民？若是，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第七、八章談及的青少年教育，實際上只不過是私人德性，教人如何成為有教養之人，卻與無關乎公民美德的培養，也無助於公民思考眾人應當如何更好地一同生活，並知曉如何建構最佳政體和實施最佳治理以實現此種生活方式。

本土意識的崛起

《誰的城市？戰後香港公民文化與政治論述》羅文生編，1997，牛津出版社

<「本地人」從哪裡來？從《中國學生週報》看六十年代的香港想像>，葉蔭聰

1. 文中論者引用一名在香港長大的美國學者周蕾的理論，她認為「香港」是這樣的一個空間：「⋯在殖民者與主導民族文化的第三空間。」作者認為，5、60年代的香港本土意識的崛起，恰恰是因為在當下中國民族主義以及當時的殖民主義所結合而成的意識形態。
2. 《周報》早期是由當時一群逃離中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所組成，作者利用觀察《周報》內容的改變來探究當時香港的文化與政治形態的變遷。
3. 刊登及評論的內容不無關於當前所發生的社會事件，而《周報》所呈現的意識型態是清楚的：承繼五四運動、認同中國文化、反共。作者提到當時的《周報》表現出一種慾望：希望啟蒙本地人，認為當時的香港人尚未「中國化」，因此在當時《周報》很大程度上掌握著香港的文化主導權。
4. 當時香港被認定為是一個「自由世界最後一道防線」、也是「堡壘的邊界」，《周報》的後期轉向報導一些同樣為「自由」國度的消息，例如：澳門、新加坡...
5. 主張克服殖民壓迫，學習殖民文化語言，維護民族光榮；主張社會和諧安定，不對殖民政權公開批判，亦不否定自身中國人的身分，兩種身分被交替使用。

《培養人文》提問

1. 政治、教育、公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2. 什麼是「人文」，如何培養？
3. 身處不同文明、種族流通混雜且多重性別界限交疊的社會，如何保持多元又不淪為敵視、諂媚或不置可否的尊重？即如何既理解又批判？

如何思考政治行動如何可能？

1. 什麼是政治行動？如何可能？
2. 言說是政治行動的策略之一？
3. 若言說即政治行動，修辭便是其中關鍵要素，但學好修辭術便可造就成功的政治行動？
4. 言說→政治行動、修辭→成功的政治行動、修辭學→政治學？

2017.03.15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說明：

哈維以時間、空間地理學的剖析去解釋在新自由主義下地理發展不均，土地或是資本積累的方式的轉變，而大多論者都會認為，哈維的理論是從世界的角度去分析現今資本主義下的情勢，但我會認為他的理論其實也適用於集中探討某一特定地區／國家的土地資源不均，例如綜觀目前在台灣關於土地議題主要的訴求均離不開訴諸人權的保障，例如居住權以及對於土地的情感的部分，但這部分已經成為老生常談，也無法再提出新的論點，哈維的理論或許是可以作為一個土地議題另一種新的說明路徑。

如何思考思考如何可能？

1. 如何思考在地和全球？
2. 如何設身處地地思考？
3. 如何同情與共感？
4. 如何確認前述之有無、可能或不可能？

• 尚未把握以上各項之前，如何議論在地或全球？全球云云如何可能成為可行又切中時宜的方案目標？

點指兵兵

1. 以賽亞·柏林 <現實意識>
2. 何謂現實意識？為何我們身在當下，卻無法實際地理解事物？若難以直面現實，認識自我及眾人生活的樣貌，政治參與如何可能？若具備現實意識是參與公共生活的入場券，其能否被教導？又該教導什麼？
3. 柏林認為獲得現實意識的途徑在於回到歷史，其並非指我們要重回哪個年代做過去一樣的事，因為時間不可逆且今日之經濟、政治狀況已與以往大相徑庭，土壤不同卻生硬移植，結果只會忽略現實問題而以共性的歷史規律強加於此。相反，掌握歷史情勢的特殊與獨一無二的具體性，即由「難以研析的習慣、未經檢定的思考方式、半本能的反應及深藏於內在而完全不自覺的生命模式」構成的層次，把握歷史事件的差異及構成差異的基本元素，推演這些基本元素將導致的事件發展和結果，以理解因果。而當人在面對身處的現實世界時，借鑒經驗將過去與今日的事件近乎本能地聯繫起來，既能知悉今昔之異，又能判斷事件因果做出決策，即為擁有現實意識的表現。
4. 若現實意識於公共生活重要，柏林的描述卻是如此抽象神秘，不知其中是否有補充其具體途徑的空間？

電影討論

一、歲月神偷，2010，羅啟銳
二、六樓後座，2003，黃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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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的日與夜，2008，許鞍華

天水圍的日與夜
這部電影在故事上沒太大的起伏，就是記錄兩位主角（單親媽媽跟獨居老太太）的日常，上下班、回家、煮飯、跟家人的互動...
第一次看的時候會覺得導演好像真的是把某些居住在「天水圍」這個地方的人的日常生活作了一種忠實的呈現，也像是在為「天水圍」這個地方去污名化，因為「天水圍」這個地方，從以前開始被冠上「悲情城市」的別稱， 社會問題、家庭倫常慘劇不斷發生在這個新市鎮，因此有些評論會覺得，主角的角色設定不夠「天水圍」（因為天水圍目前居住的人口接近8成都是從中國到香港居住的新移民，但從導演穿插的工業時代的照片，主角應該是土生土長在香港的人）
但再看一次的時候，就會開始想要問為什麼他們的生活是這樣？電影裏的主角們，在故事裡面沒有抱怨困苦，尤其在描述主角小時候扛下養家重擔，再穿插一些香港工業時代的照片，這部分我覺得導演有刻意渲染香港人的奮鬥精神、遇到再大的生活困境也可以樂天知命等等...也因此我會解讀成，其實這部電影不只是「天水圍」的故事而已，而是現今香港生活的縮影，而一系列的「悲情」剛好被聚集到「天水圍」這樣的一個地方，但為什麼，卻從來沒有被解答，這是看完這部電影後的反思，對我來說，在香港繁榮大都會的背後，這樣的「悲情」，他是需要被看見，被理解甚至是被反省，因為這樣的「悲情」是有可能發生在各個角落。

電影討論

一、插件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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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影
《歲月神偷》，2010，香港，導演羅啟銳
《巴爾扎克與小裁縫》，2002，中國/法國，導演戴思杰
《吹夢巨人》(The BFT)，2016，美國/英國，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Allan Spielberg)

三、試解析《歲月神偷》
       《歲》講述1960年代香港深水埗一戶賣鞋營生人家的艱困生活，借兒童及少年之眼體察庶民生活低賤，唯有認可並奮發成為殖民時代特定成功典範，才能立足之社會、造福全家的故事。筆者認為全片最核心的內容在於「英語」這門殖民政府的官方語言如何無所不在地發揮作用，無論在日常愛好、校園氛圍、生活聊天中皆可見不斷深化的語言與階級關係，肯定殖民政府帶來的經濟效益，並潛移默化形塑普通香港市民即使貧困亦保有中產階級的文化認同態度。
         電影開頭羅家弟弟把頭罩入魚缸，畫面不斷閃過1960年代的香港社會圖像，配樂為Dancing On The Moon，這是一首由外國人組成的香港樂團The Fabulous Echoes翻唱的歌曲，在六〇年代紅極一時。此時穿插畫面中的交通工具仍是現代化汽車與傳統手推車共行，配合窗戶晾曬衣服的雜亂街景和身著襯衫領帶玩耍的小學生，儼然中西新舊混合的時代，而這首舞曲爵士風的英文歌曲得以在當時廣為流行，則說明西洋和現代化已被認可為更時尚、更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與之相似的是哥哥平常的興趣是收聽收音機、彈奏演唱，弟弟哼歌皆為英文，實則是與其階級格格不入的趣味。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情節是羅媽媽買了八盒月餅卻不讓羅弟弟吃，原因在於要把月餅送給英國警察白禮儀，殖民者扮演維護治安允許人民做生意營生的角色，討好他們才得以生存的卑微境地展露無遺，卻又理直氣壯地恭維對方，可說是一種別比無他法的自我說服策略，羅媽媽亦如此教育下一代，弟弟雖心有不服，但或許終究有一天也會踏上同樣認知自身身份的道路。接著，英警白禮儀到羅家作客，與羅弟弟的對話揶揄「羅」姓的翻譯應該是Low，同音撈，意為賺錢，而不該是Law法律，因為香港並不講也不在乎法律，而是重視那些精通英文且能識時務賺大錢的人，並戲弄羅弟弟倒背英文字母證明自己。以能否賺錢為標準強調殖民者的語言勝於中文，並從姓氏翻譯Low的中文意思嘲諷羅家階級低下，音譯「撈」變相刺激他們追逐財富，語言作為中介的實質作用正展演在這一刻。
       實際上《歲》的完整劇情旨在敘述動人的家庭故事，把個人經歷與家庭情感置於歷史的洪流之上，無不反映出作者對六〇年代人民奮力追逐殖民者生活方式的嚮往與懷緬。導演沒有提問的是：雖然身為二等公民深受嘲諷與欺凌，但同時也享受著殖民帶來的安定與繁榮，作為身處那個年代的人們，又該如何面對這種衝突？導演所言開拍《歲》的動機是「看到八〇後的問題，青年的迷茫和社會的負能量」，然而卻不打算從現實入手理解這種現象何以發生，卻轉譯香港精神為片面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企圖以此鼓勵年輕人奮發向上。在情節安排和大牌演員的演繹之下，這部片足以賺人熱淚，卻更掩蓋了本該面對的現實問題和反省殖民歷史的態度。在面臨經濟不再像以往那麼景氣與內地政治壓力下的香港，除了不假思索地渴望回到過去，今後的路又在哪裡？這或許是批判這部電影之後，重視導演良善動機的其他提問了。